潇湘省委办公厅，次日上午。
一份标题为《星城市制度运作保障机制说明函》的文件被正式列入省委办公室每日阅办通报。虽然格式严谨、措辞克制，却在系统内部引起巨大震荡。
文件内容极度精细：
? 明确列出星城市“机制试点权”所依据的中央授权条款，附上中组部与发改委批复时间点；
? 说明财政、人社、组织三线协同流程，以可视化流程图展示“权责分离—风险共担—结果可溯”机制；
? 甚至连改革失败容错备案机制，都被拆解为八大审批项、三道责任屏障，精确到每一级科室与岗位编号。
省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看完后说了一句：
“这不是说明函，这是‘制度作战白皮书’。”
“不是为省里解释，是为中央汇报准备的。”
另一位副秘书长则低声补了一句：
“星城市这是——主动立规，对抗省规。”
文件送至赵建国案头时，他没有立即看，而是慢慢点燃一支烟。
窗外阳光正好，但他眼神却极冷。
这是他担任潇湘省委书记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不是在政治上“不服管”，而是在制度上“无法管”。
李一凡没有越权、没有出格，甚至每一步都踩在中央文件的条文上，却又步步绕过了省委的结构性牵制。
赵建国终于低声说出一句话：
“他不靠权限获取权力，他靠机制扩大势能。”
“而这种人，体质最难驾驭。”
……
省委常委会临时召开非正式小组会议。
会议并未设定明确议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赵建国将就“星城市机制反应”给出初步定性。
陈松年照旧最先开口：
“机制是好的，但如果不加节制，省里以后所有地级市都会以‘试点’之名，架空协调系统。”
“我建议——设立省级制度边界协调组，由组织、财政、政法三条线参与。”
这句话，看似缓和，实则提出了**“省级设限”**的替代方案——不叫压制，不叫否定，改称“协同管理”。
许宏志却摇头：
“我不反对设协调机制，但设机制不能带着‘防主角’的心态。”
“一凡同志所有制度文件，至今未出现一例组织违规、财政越界、纪检风险。”
“他在做的是制度建设，而不是权力突破。”
政法委书记杜兴林第一次开口，语气冷静却意味深长：
“从政法视角讲，我也没看出他越线。”
“但问题是——如果以后每一位地市主官都学他这样，制度谁来守？权责谁来分？”
赵建国将两人的话一并听下，没有表态，只是轻轻合上文件夹。
片刻后，他开口：
“我想听听中央怎么说。”
……
两天后。
一份编号为“组秘〔2015〕特8号”的文件，从中组部机要通道送达潇湘省委组织部。
文件主题：
“关于潇湘省星城市试点主官李一凡同志相关组织履历备案与任职影响调研工作的函。”
落款单位：中组部干部三局。
这不是普通督导。
这是副省提名调研程序的第一步。
而且是以“制度试点影响”为由，从组织系统先行切入——规避正面晋升话题，却实质开启政治评估路径。
许宏志当天将文件呈交赵建国。
赵建国盯着那几个字，没说话，良久，他终于缓缓吐出一句话：
“他们要动他了。”
许宏志没有回避，直言：
“是的。”
“而且不是点将，是结构性准备。”
“现在的问题不是提不提——是省委要不要站在‘制衡者’的角色里。”
赵建国看着窗外，脸上的褶纹显得格外深沉。
“如果我们不出手，他的改革就成为中央推动改革的样本——系统反弹就会更强。”
“可如果我们出手，全省会以为省委压了中央的人——我们承受得住这个政治后果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所有人都知道，赵建国面对的不是一凡的问题，是——这个系统还能不能接受一个不靠老路，却一路通关的人。
……
同一时间，新华社总部选题审议组通过一篇特殊封面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