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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追随汪填海的高某武和陶某圣被戴春风通过杜月生的关系策反，带回了汪填海和日本人签订的卖国条约《汪日密约》，给汪伪组织沉重一击。
如果说以前汪某人还能以“和谈”的幌子迷惑一些人，那么密约中的卖国事实让他的真面目彻底大白于天下。
高某武和陶某圣作为汪填海的心腹，自认为是帮助汪填海奔走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然而在汪伪组府分赃的过程中，两人却失望至极。
高做过外交部司长，于是一心想做汪伪的外交部长，然而分赃名单敲定后，汪只给了他一个次长的位置。
陶某盯上的是教育部部长，给他的却是宣传部长。
为此，两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竟然连一个像样的部长位子都捞不到，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混不出一个名堂，于是动了别的脑筋。
戴老板获知情报后，立刻通过杜月生谋划策反二人。
高、陶二人“早有悔意”，见山城政府伸出橄榄枝，立刻开出自己的价码——只要能摘掉头上汉奸的帽子，一切都好说。
戴老板禀告常某人后，常指示说，只要高、陶二人脱离汪伪集团，便可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合适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金，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
如果二人能将日伪密约带回来，则另有重赏。
有了常的明确答复，高、陶二人立刻偷偷携带密约乘船到达了香江，《汪日密约》被送到山城后，随即发表在报纸上。
高某武始终不敢回山城，常某人批准下拨了五元美元，他带着爱妻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而陶某圣这个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终究放不下权位，又乞摇到了常某人身边。
常也是来者不拒，将他留在身边工作，不久他便靠着替常某人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青睐，成了常身边的红人。
“这能一样？陶某圣是什么人？”杨荣瞪着他太太，不悦道：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些事情上面看的不是恩怨，是胸襟。”
张义面无表情地听着，心说，什么胸襟，不过是利益罢了。
“这件事情是你能插手的吗？实在没事干就去打打麻将，我原本就不想来，非要拉着我来，谁知道是这种破事。”杨荣又训斥了太太几句，看着刘忠厚说：
“既然证据确凿，戴老板也有了批示，你就别白费心机了，汉奸嘛，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是你，就早点置办棺材纸钱，让他在那边日子好过点。”
“哎呦，可不能这样，杨处长，张区长，这也太不公平了.”
刘忠厚这个奸商犹自不死心，他一脸哭相说：
“这捞人的事情屡见不鲜，怎么到我这里就这么难呢？”
杨荣一本正经说：“自作孽不可活，怪谁？”
“话不能这么说啊，杨处长。”刘忠厚愤愤不平，指着包厢对面的茶楼，说：
“清风茶楼就是警察局侦缉队开的，他们任意抓人，进行敲诈勒索，茶楼就是他们讲条件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你的意思是我敲诈你？”张义打断他，冷眼看着他说。
“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个商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都是商人惯用的方式.
我想说这种事在官场上早就习以为常，只要张区长松松手，将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做，睁一只眼闭一眼，具体的由我去活动
万一上面查下来，找个替死鬼了事就行，没人会真的计较的。当然，我这边的好处少不了.”
“商人？我看你就是个奸商。”杨荣见他一直喋喋不休，也来气了，不屑道：
“我们在谈律法，你却是在做生意，根本就不同道。别说了，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你真以为我们要钱不要命了？”
“话不能这么说，杨处长，官商官商，一个图财，一个贪权，大家同道着呢。”刘忠厚一拍额头，神情委顿，摇头叹息说：
“在你们这些政府官员的眼里，商人的每一根毛孔里，都充斥着铜钱的臭味。可是，商有儒商，咱刘某人也是为抗战捐过物资钱款的。”
说着他看向张义，一摊手道：“张区长，您开价吧。”
张义冷笑一声，那是一种蔑视，看着面前的刘忠厚，像是在审视一个跳梁小丑。
“五十万。”刘忠厚道。
张义脸上笑意更浓，刘忠厚咬咬牙：
“一百万。”
张义还没有吭声，刘忠厚偷瞄着他，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价位，都够买几十条人命了.”
“你威胁我？”
“那敢呢要不张区长您开条件吧，只要不是让我倾家荡产，我都认了。”
“你能给我多少钱，我没兴趣，行了，你走吧。杨处长说的对，提前准备后事才是正理。”
“我明白了。”
刘忠厚神色黯然，叹着气，他起身，很客气、很谦恭地鞠了一躬，道：
“对不起，打扰二位长官用餐了，单已经买过了，我这就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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